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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私有化浪潮中，不少官员与有组织犯罪一起涉入洗钱犯罪。

对于企业的管理层来说，职业经理人制度必将伴随着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对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以及多年来与国企客户们的合作经验，我们做出以下分析： 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将自然垄断性环节和可引入竞争的环节分开。

最后，国有企业需要从整体上调整发展思路，顺应大趋势，跟紧政策导向。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随后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中国的改革道路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我们才说，现在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与此同时，拥有多个股东也代表着国企需要从扩大生产追求规模的老路转向以盈利为目的、提高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的新思路。民资是巨大的存量资本，股权的多元化可以吸引民资支持国企发展壮大，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

再有，国有企业需要搭建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经营需要企业对市场的变化积极做出回应，灵活地作出调整，而繁琐的审批和禁令只会为企业套上枷锁。地方国有企业由地方国资委决定利润上缴制度。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5万亿元）的比例达到61.3%。今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切实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而不只限于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我国出现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源于寻找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源于现阶段实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分税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专门去找18个省份负责人一个个谈，后来政策落实效果不错。至于税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增加地方税、扩大消费税、增加直接税比重。

事实上，中国改革推进到现在，已经不能、也无法再单兵突进了，而只能相互协同、互为奥援。《决定》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多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但一般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人合伙和私人入股而不是不同所有制资本的结合。我体会，这次三中全会有关决定正是根据上述情况作出的。

第一，为了解决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太多、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的问题。张卓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要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管国有资本为主转变。制定出好的改革方案，只相当于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改革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这个方案能否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现在除名单以外的领域都可以进，就为不同资本同等进入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完善改革的决定后，文件虽然发了，但地方各干各的，中央也没有专人督促检查，致使那个文件并没有得到充分而全面的落实。1995年，私营企业65.5万户，从业人员956万人，注册资金2621亿元，而到2012年底，私营企业已达1086万户，从业人员超过1.2亿人，注册资金超过31万亿元。

张卓元曾全程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三个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取代基础性作用是为解决三个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就总体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此前的两个《决定》相比，在理论上、提法上、举措上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创新？ 张卓元：此次《决定》的最大突破，就是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代替原来的基础性作用。

经过三年试运行，2011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适当提高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由于此次推动改革的机构、职能、时限、步骤、举措都非常明确，我对这个改革方案的落实前景是有信心的。收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重要竞争性产业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包括投资于引领科技进步、具有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财新《中国改革》：你对与土地制度改革相对应的户籍改革有何看法？ 张卓元：在目前情况下，考虑到区域承载能力，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还是需要控制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企业利润留给企业显然已不合适。

1995年，个体经济2529万户，从业人员4614万人，而到2012年底，个体工商户已达4059万户，从业人员约8000万人。此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由国家发改委负责，但其实发改委也是改革对象，改革自己肯定会触及利益尤其是审批权，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者。

统计数字还表明，2010、2011、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分别为4.9%、5.4%、4.6%，股份制企业分别为6.6%、8.4%、7.6%，说明混合 所有制经济效益较高。当时为什么把体改办撤了，和国家计委合并组成国家发改委，是因为有一些垄断行业改革方案由国家计委提出并被采纳，从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这一点出发，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职能并在一起，成立了国家发改委。

曾经单兵突进的改革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浪费、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事业滞后等后遗症，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如果区域经济搞得好，京津冀连成一体，这个问题可以逐步解决。

张卓元：《决定》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重视，作出了新论断：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追求本地区短期GDP增速最快化，为此不惜拼资源、拼环境，债台高筑，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税收占全部税收比例已达73.1%，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达61.3%。财新《中国改革》：《决定》在上述提法的后面紧跟着要求，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何理解这三性？ 张卓元：这个《决定》与以前那两个《决定》最大的不同是，前两个《决定》只是围绕建立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定改革方案，着眼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此轮改革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即围绕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全面部署和推动改革。

今后，要适当减持国有股份占比很高的股份公司的国有股，让更多的非国有资本参股，尤其要尽可能吸收新的战略投资者。所以，当时规定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是可以理解的。

一些中央部门则热衷于维持审批体制，追求部门利益，有些官员甚至搞权钱交易，违法牟取私利。土地流转还是需要稳妥，若步子太大，一时做不到。

与上述国有资本职能相适应，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分别制定不同类公司对各个企业的出资和投资方式，确定它们的经营目标和考核体系。比如，要推动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必然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和职能，就必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就必须有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政治改革作保障。

可以认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是目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其中，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个市场竞争主体，在公平的舞台上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效率。今后，需要很好界定国有资本的职能。2007年12月，财政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发文规定，中央企业分三类分别向财政部上缴10%、5%利润和三年暂不上缴利润。

2013年9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并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对自己应承担的公共建设项目，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一同建设，可以直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还可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而改善公司治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假冒伪劣产品也时有出现，冲击市场，坑害消费者。相对于前两份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何重大突破？针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张卓元回答说，与此前两个《决定》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为重大的突破就是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升为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国资监管机构要从管国企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财新《中国改革》：《决定》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有新提法，要求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意味着国资监管的内容和方式都应有所变化。在这个环境决定经济的时代，经济改革与发展难道可以与环境治理相分离吗？可以说，这五大领域中，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关联，都离不开其他领域改革的保障和配合。